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82人，代表黨員57967人。以羅易、多里奧、維經斯基組成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參加大會。由譚延闿、徐謙和孫科組成的國民黨代表團到會祝賀。會前，共產國際發(fā)來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決議“都完全應以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為依據”。
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政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略，反而繼續(xù)提出一些錯誤主張。
會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以及農民土地、武裝斗爭等問題。會上他向代表們分發(fā)了該書。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書中的觀點，批評了陳獨秀、彭述之的錯誤。陳獨秀在會上也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但是，大會對這方面的討論不夠重視。對陳獨秀錯誤的內容和性質，以及對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錯誤，也缺乏應有的認識。
大會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決議一方面把蔣介石的叛變看做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從而混淆了民主主義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衛(wèi)、唐生智控制的武漢政府當作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汪精衛(wèi)、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對其公開叛變革命的嚴重危險缺乏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精神準備。
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雖然肯定“將耕地無條件的轉給耕田的農民”的土地革命原則，但卻又把實現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漢國民政府，使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成了一紙空文。
此時，最緊迫的問題是組織和發(fā)展黨直接領導的革命軍隊。但是，大會并沒有認真討論軍事問題，更沒有在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認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裝力量為支柱的武漢國民政府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就能夠實現大會規(guī)定的任務。
大會選出了黨的中央委員會，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隨后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zhí)椎葹楹蜓a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后增補瞿秋白、譚平山）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周恩來曾代理常委），陳獨秀為總書記。張國燾、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分別擔任組織、宣傳、軍事、工人、農民部部長。大會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選舉產生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正式委員：王荷波、張佐臣、許白昊、楊匏安、劉峻山、周振聲、蔡以忱；候補委員：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
黨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fā)生僅半個月這樣一個非常時刻召開的。全黨上下最焦慮、最關切的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嚴峻復雜的局勢，如何從危難中挽救革命。這次大會雖然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確的原則，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沒有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這樣自然難以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
（本文摘編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